第十一卷 齐俗训

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眩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今世之为礼者,恭敬而忮;为义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则失礼义之本也,故构而多责。
依循本性而行事叫作道,得到它的天性叫作德。天性丧失以后才崇尚仁,道丧失以后才崇尚义。因此仁义建立而道德离散了,修饰礼乐纯朴天真就消失了,是非形成那么百姓更加迷乱了,重视珠玉那么天下便开始争夺了。所以说,仁义、礼乐、珠玉、是非这四种东西,都是衰败之世制造出来的,用在末世。礼原本是用来区别尊卑、分别贵贱的;义原本是用来协调君臣...
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宂之兽,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暖而无文,其兵戈铢而无刃,其歌乐而无转,其哭哀而无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无所施其美,亦不求得。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礼义之生,货材之贵,而诈伪萌兴,非誉相纷,怨德并行,于是乃有曾参孝已之美,而生盗跖、庄蹻之邪。故有大路龙旂,羽盖垂緌,结驷连骑,则必有穿窬拊楗、逾备之奸;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
水聚集在一起便会产生互相吞食的鱼儿,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互相伤残的猛兽,礼义的制定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过河涉水却不想沾湿衣裳,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古时候人们混沌幼稚分不清东南西北,外貌上表现不出羡慕的情感,言语诚实而不夸夸其谈。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兵器迟钝无须开刃,歌谣直抒欢乐不用婉转修饰,...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箸,炮烙生乎热斗。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齐于俗,可随也。事周于能,易为也。矜伪以惑世,伉行以违众,圣人不以为民俗。
从前太公望、周公旦受封在宫廷相见,太公问周公说:“你打算怎样治理鲁国?”周公说:“尊敬尊者而亲敬亲者。”太公说:“鲁国从此就要削弱下去了。”周公问太公说:“那你又打算怎样治理齐国呢?”太公说:“我要举荐贤才、崇尚功德。”周公说:“后代必定有弑君夺权的人出现。”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大,一直到称霸诸侯,但是二十四代后田常弑君...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见不过十里,而欲遍照海内之民,哀乐弗能给也。无天下之委财,而欲遍澹万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虽病不哀,强亲者虽笑不和,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故礼丰不足以效爱,而诚心可以怀远。
实行仁政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推行大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只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天下积累的财物,而想普遍瞻顾天下万民,利益是不能满足他们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
故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严主烈君;其于养,一也。故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也,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劗鬋,其于服,一也。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之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踦,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故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猃狁之俗相反,皆慈其子而严其上。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有孰教之!
因此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恭敬多于和睦,就像侍奉庄严威猛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因此北方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流血,中央地区国家会盟时口含畜血,在这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用麻束发,西方羌...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地削名卑,不能亲近来远。越王勾践劗发文身,无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然而胜夫差于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国,纵体拖发,箕倨反言,而国不亡者,未必无礼也。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诸侯。晋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威立于海内,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
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身,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匈奴等国家,衣服胡乱缠裹,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
所谓礼义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灾而已,夫有孰贵之?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禹之时,天下大雨,禹令民聚上积薪,择丘陵而外之。武王伐纣,载尸而行,海内未定,故不为三年之丧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干戚而笑插,知三年非一日,是从牛非马,以徵笑羽也。以此应化,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夫以一世之变,欲以耦化应时,譬犹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仪不可以百发,一衣不可以出岁。仪必应乎高下,衣必适乎寒暑。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事。尚古之王,封于泰山,禅于梁父,七十余圣,法度不同,非务相反也,时世异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与化推移者也。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至贵在焉尔。故狐梁之歌可随也,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圣人之法可观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辩士言可听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剑不可爱也,而欧冶之巧可贵也。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今欲学其道,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这情,上与神明为友,下与造化为人。今欲学其道,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不能为治亦明矣。
所谓礼义,实际上是五帝三王所建立起来的法典和习俗,只不过适合于那个时代。这就和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一样,开始扎制它们的时候,用青黄色作为装饰,然后用锦绣包裹、丝帛镶边,最后用红色丝线缠紧,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大夫戴着礼帽,表情庄重肃穆地迎送它们。一旦等到祭祀完毕,它们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还有谁看重珍惜它们?...
故曰“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之巧;得百走马,不若得伯乐之数。”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眇者无度量,故天之圆也不得规;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字,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故其见不远者,不可与语大;其智不闳者,不可与论至。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钳且得道以处昆仑。扁鹊以治病,造父以御马,羿以之射,倕以之所,所为者各异,而所道者一也。夫禀道以通物者,无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为酸,或以为甘,煎熬燎炙,齐味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伐楩楠豫樟而剖梨之,或为棺椁,或为柱梁,披断拨檖,所用万方,然一木之朴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汤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礼,桀纣之所以亡,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所以说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欧冶子的铸剑技术;得到一百匹千里马,不如得到伯乐的相马技术。自然中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最微小的道是无法度量的。因此上天的圆形是不能够用规来测量的,大地的方形也是不能够用矩来测定的。古往今来叫作宙,四方上下称作宇。道处在它们的中间,但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所在。因此那些见识不远大的人,不能够和他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