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卷诠言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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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同出于一，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及宗，故动而谓之生，死而谓之穷，皆为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万物之中。

无形的天地，混沌不分充满质朴的元气，没有创造而形成万物，这种状态为“太一”。万物都出于这个“太一”，所形成的物种却各不相同，有飞禽、走兽、游鱼，称呼它们是要区别类别。以后则可根据不同的种类将它们区分开来，它们的物种、群体和生命形态都各不相同，但表现在有形这点上是一致的。各类物种因种类不同而互相阻隔不贯通，于是便显示出它们彼此间的千差万别，并再也无法返回到混沌的状态中去。所以万物均处于它们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也就有了“生”，而“死”是万物生命运动的终结，万物死亡的时候也叫作穷尽，这里的穷尽不是恍惚虚无而是又投入到创造万物的活动中去。而道在创造了万物之后，便消散在万物之中了。

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圣人不为名尸，不为谋府，不为事任，不为智主，藏无形，行无迹，游无朕。不为福先，不为祸始，保于虚无，动于不得已。欲福者或为祸，欲利者或离害。故无为而宁者，失其所以宁则危：无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则乱。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义列于德而见，故人视之。人之所指，动则有章；人之所视，行则有迹。动有章则词，行有迹则议，故圣人掩明于不形，藏迹于无为。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人莫不贵其所有，而贱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贵，而极其所贱，所贵者有形，所贱者无朕也，故虎豹之强来射，蝯貁之捷来措。人能贵其所贱，贱其所贵，可与言至论矣。

考察古代天地未分之时，人是从无形中产生的，无形生出有形，有了形体之后就要受万物制约了。如果能够返回到产生人的根本境地，就像没有形体的人那样，这样的人就叫“真人”。真人是尚未与“太一”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圣人不做名誉的承受者，也不做谋略的储藏者，不做事情的执行者，更不做智谋的主人；他隐藏起来没有形体，行动起来没有痕迹，遨游起来没有征兆。他不为福先也不为祸始；他心境保持在虚无状态，行动完全都不出于己意。想要获得幸福的人有时却获得了灾祸，想要获得利益的人有时却遭受了损害。因此不如“无为”，“无为”倒能使人安宁，失去“无为”，就会危险；这就像顺应自然而治理的，失掉用来治理的根本，便会混乱。星辰排列在天空上闪闪发光，所以人们能够对它指指点点；大义分列在道德中而被人察见，所以人们才会关注它。人们所指点的星辰，运行起来有它的轨迹；人们所看见的东西，行动起来便有痕迹。运动起来就有形象便有讥诃产生，行动起来有痕迹就有非议出现。因此圣人把聪明掩藏在无形之中，把形迹隐藏在没有作为之中。王子庆忌因勇武死于刀剑之下，后羿因喜猎而被桃木棍子打死，子路则因勇忠而被人剁成肉酱，苏秦因雄...

自信者不可以诽誉迁也，知足者不可以势利诱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通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通于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调。詹何曰：“未尝闻身治而国乱者也。未尝闻身乱而国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为方；规不正；不可以为员；身者，事之规矩也，未尝枉己而能正人者也。

自信的人，不能够用诽谤赞誉来改变他；知足的人，不能够用权势利益来诱惑他。所以通达天性情理的人，不从事本性无法做到的事情；通达命运之情的人，不担忧命运本身所不能支配的遭遇；通晓大道的人，万物中没有什么能搅乱他的天和。詹何说：“还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好而国家治理得很差的事，也不曾听说过自身修养很差而国家治理得很好的事。”矩尺不正就不能划出方形，圆规不标准就无法画出圆形。自身的修养就像上面所说的矩尺圆规一样，没有听说过自身不正而使别人端正的事。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憎，适情性，则治道通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治心术，则不妄喜怒；理好憎则不贪无用，适情性则欲不过节。不惑祸福则动静循理，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不贪无用则不似欲用害性，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于外，弗假于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为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强胜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则五无殆，五见则德无位矣。故得道则愚者有余，失道则智者不足。渡水而无游数，虽强必沉；有游数，虽羸必遂；又况托于舟航之上乎！

理清天命的根源，治理好思想，理顺好憎关系，调整适宜的情性，那么治世之道就通畅了。搞清天性的根源，就不会受灾祸幸福的迷惑；治理好思想，就不会妄生欢喜愤怒之情；理顺好憎关系就不会贪求那些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协调适宜的情性，那么欲念就不会超过限度。不被灾祸幸福所迷惑那么行动静止都能依循道理；不喜怒无常那么实行赏罚就不会偏袒；不贪求于本性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物欲而伤害本性，欲望有限度就可以怡养天性而知足。这四个方面，都不能从外界求得，也不必借助别人的力量，只需立足自身就能得到。天下不能够用智术来统治，不能够凭聪明来认识，不能够用本事来治理，同样不能够只以仁术就使人归附，单凭强力取胜更不可能。这智力、聪明、本事、仁术、强力五项都归属人的才能范畴，但如果只有这些才能而德行不高，就不能做成任一件事情。只有德行修养好了，这五项才能才可以随之发挥作用；反之只强调突出这五项才能，那么德行修养就容易被忽略。所以得道之人就是愚笨的也会有余力，失道的人就是聪明的也会感到力不从心。渡水而没有游泳技术，即使身强体壮也一定会沉没；而有了游泳技术，即使身体瘦弱也一定能成功。更何况托身于舟船...

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载。去载则虚，虚则平。平者，道之素也；虚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国，能有其国者必不丧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遗其身，能修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亏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于道。故广成子曰：“慎守而内，周闭而外亲，多知为败，毋亲毋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胜不若己者，至于与同则格；柔胜出于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众不胜成大胜者，唯圣人能之。

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安定百姓；安定百姓的根本，在于满足他们的用度；满足用度的根本，在于不要耽误生产时节；不耽误生产时节的根本，在于节省官事；节省官事的根本，在于节制贪欲；节制贪欲的根本，在于归返虚静平和的天性；归返天性的根本，在于抛弃外表的粉饰。抛弃外表的粉饰就能达到虚静，虚静就能平定。平定是道的基本素质，虚静则是道的居所宅舍。能够拥有天下的人，必定不会失去一国；能够统治好一国的，必定不会失去他的家族；而能够治理好自己家族的，必定不会丧失自身；能够修治好自身的，一定不会遗忘他的心灵；能够使心灵返归根本的，必定不会亏损他的天性；能够保全他的天性的，必定不会对道产生迷惑。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持守着你的内心，周密地堵塞外欲，智慧过多不是一件好事情；不要看不要听，以虚静平和的心态拥有精神，那么形体就会自然端正。”自己不能够得到道旨而要了解别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因此《周易》中说：“收束口袋，没有过错也不会有赞誉。”能够成就霸王之业的，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一定是个强大的人；能够强大的人，一定是利用了人民力量的人；能够利用人民力量的，也必定是得人...

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乱。虽有圣贤之宝，不遇暴乱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汤、武之王也，遇桀、纣之暴也。桀、纣非以汤、武之贤暴也，汤、武遭桀、纣之暴而王也。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无为而自治。善有章则士争名，利有本则民争功利二争者生，虽有贤者，弗能治。故圣人掩迹于为善，而息名于为仁也。

推行德行可以使自我得到修养，而不能够使人暴虐；实行道术能够修治自身，而不能够使人混乱。即使有圣贤的道德，但如没遇上残暴动乱的世道，道与德也只能用来保全自身，而不能靠它们称霸称王。汤、武之所以能称王天下，是因为碰上了桀、纣的残暴。桀、纣不是因为汤、武的贤圣而残暴的，汤、武倒是碰上了桀、纣的暴政才称王的。因此即使是圣贤，也必须等待一定的机遇才行。机遇就是指遇到时机能把握它，这不是靠智术才能寻求成功的。君子修行而不谋求善名，布施恩惠但并不张扬自己的仁义，所以士推行善事却不知善事的来由，百姓得到了利益却不知利益从何处出现，因此顺应自然而自身便得到修治。反过来说，谋求善名就容易导致士人们争夺名声，知道利益之本源就容易引起百姓争夺功劳；争名夺利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是有贤明的君王也是不容易治理好社会的。因此圣人推行善事不留形迹，施行仁惠不留名声。

天有明，不忧民之晦也，百姓穿户凿牖，自取照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岿然不动，行者以为期也。直己而足物，不为人赣，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宁而能久。天地无予也，故无夺也；日月无德也，故无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夺。唯灭迹于无为，而随天地自然者，唯能胜理，而为受名。名兴则道行，道行则人无位矣。故誉生则毁随之，善见则怨从之。利则为害始，福则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为常，富贵其寄也，能不以天下伤其国，而不以国害其身者，焉可以托天下也。不知道者，释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虑以行曲，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神劳于谋，智遽干事；祸福萌生，终身不悔，己之所生，乃仅愁人。不喜则忧，中未尝平；持无所监，谓之狂生。

上天有光明，不必忧虑百姓在黑暗中生活，百姓可以开通门户打开窗子，自己得到光明；大地有财物，不必忧虑百姓的贫穷，百姓自会砍伐木头割取野草，使自己富裕。因此得道者就像山丘，巍然挺立不动，而行道之人将它作为目标来鞭策自己。这岿然不动的山丘只是依其本性生出万物而使百姓富足，不是特意要赐给百姓，而取用山丘财货的百姓也不必因为受了山的恩德而要去回报它，所以这山能安宁长久。天地也是这样不赐予，所以也就无剥夺；就像日月那样无恩施，故也不招惹怨恨。喜欢得到的人必然怨气多，喜欢给予的人必然善于夺取，只有消灭形迹在无为之中，而随着天地自然变化的人，才能够战胜欲望而不贪慕名声。名誉兴盛起来这道术就行不通了，道术通行那么人就没有名位了。所以赞誉产生，那么诋毁也就随之而来，善行显示，这恶恨也就跟着而至。利益就是祸患的开始，幸福是灾祸的先导。只有不追求利益的人才没有祸害，只有不追求幸福的人才没有灾祸。诸侯王要去谋求当霸主，就会连诸侯的爵位都保不住；称霸的人想统治天下当天子，就会连霸主的位子都保不牢。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只是一种暂时的寄托；人生也以活命为长久之计，大...

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好刑，则有功者废，无罪者诛。及无好者，诛而无怨，施而不德，放准循绳，身无与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载。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诛之者法也，民已受诛，怨无所灭，谓之道。道胜，则人无事矣。圣人无屈奇之眼，无瑰异之行，眼不视，行不观，言不议，通而不华，穷而不慑，荣而不显，隐而不穷，异而不见怪，容而与众同，无以名之，此之谓大通。

人主爱好仁惠，那么没有功劳的人就受到奖赏，有罪者会得到释放；人主爱好刑罚，就会废弃有功者，诛杀无罪者。没有私好的圣主，诛罚罪人而不招来怨言，施舍众人而不求报恩。因为他效法水准遵循墨绳，自身不参与事情本身，就像天地一样，什么事物不能够覆盖和承载呢？因此将万物融合起来使它们平和是国君的职责；制裁和诛杀罪犯是法律的功能。人如受惩罚而不表示怨恨遗憾，这就说明事情处理得符合道的要求。大道取胜那么百姓就没有事可做了。圣人不穿奇异服装，没有怪异行为。他的服饰别人不去看，他的行动别人不注意，他的言论不引起别人的评论，显达而不奢华，失意而不担心，荣华而不显贵，隐居时不困窘，超凡脱俗而不使人感到怪诞，仪容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办法来称谓他，这就叫“大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