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卷 主术训

国君统治天下的手段是：用无为去处理事务，用不言去教化大众，清虚安静而不妄动，统一法度而不动摇，沿袭规则而任用臣下，督责臣下而自己不操劳。因此，君主心里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自己脚腿灵便却让赞礼之人去引导，耳朵能够听清却要执政之人来进谏。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出错；言论合理，行动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进退适合时宜，动静遵循一定的道理；不会因事物的美丑而产生好恶之情，更不会因赏罚而喜怒；事物叫什么名称就随它叫什么名称，事物属什么类别就让它属什么类别，各种事情是什么样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由个人意志所决定。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带的冠冕前后装饰有珠玉，这是用来遮挡视线的，表示不视邪行；冠冕两侧悬垂的黄绵球，这是用来堵塞耳朵的，表示不听邪说；皇帝宫外设立的屏风，是用来保障自己、远离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辖的范围越远，所审察的范围却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却越简约。眼睛乱看就会淫乱，耳朵乱听则易迷惑，嘴巴乱说就会造成混乱。目、耳、口这三道关口，平时不可不谨慎把持。如果要去规范三关，那么便是使它们离散；如果把三关...

上天的精气为魂，大地的精气为魄；通过口鼻使它们返回到人体，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持守住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的。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大到没有边际，深到无法测量；它常与人一起变化，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从前神农氏统治天下的时候，精神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施行不离开四方疆界，怀抱着他的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按照时节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天播种夏季生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每月按时考察下情，到年底向祖宗神灵奉献收成；按季节品尝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筑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袭，寒暑也不能伤害；胸襟坦荡步履从容地进入明堂，以公心养育万民。他的民众朴素稳重、正直诚实，不用互相争夺，就能财物富足，不用过分劳累就能功成名就，凭借着大自然的资助，就能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因此虽然威严但是不去杀戮，刑法搁置而不去使用，法令条文简单而不烦琐，所以他对民众的教化功效神奇。他所管辖的范围最南到达交趾，最北到达幽都，最东到旸谷，最西到三危，每个地方无不听从归附于他。在这个时候，法律宽厚，刑罚轻缓，监狱空荡，而天下风俗却非常纯一，谁也不怀奸诈之心。

末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国君爱好贪取而没有休止，臣下贪婪残暴而没有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斗，从事辛勤劳作而没有一点收获；巧智诈伪盛行，盗贼滋生蔓延；君臣之间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执政官员和主管部门不务求返回正道，反而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想这样来治理好天下，无异于手拿弹弓却想招引鸟雀，挥动木棍却想与狗玩耍，只会乱上添乱。水混浊了鱼就会呼吸困难，政令烦琐苛刻就会给百姓带来混乱。所以那些驯养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尽管给这些动物修建了栅栏，给这些动物提供喜爱的吃食，并适时投放不让它们挨饿，改变这些动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驯服，但就是不能使它们享尽自然寿命，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这些动物的身体受到了约束和胁迫。因此国君多诈那么臣下就多欺骗，国君多嗜欲那么臣下就多巧饰，国君多烦扰那么臣下便不得安定，国君多贪欲那么臣下则争斗。不从根本上使它们正直，却在末节上用力，就好像扬起尘土去制止灰尘，抱着干柴而去救火一样。

因此圣人事情少而容易治理，需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要施予而能表现仁爱，不需要信誓旦旦而可以成信用，不需索取就能够得到，不用做什么就能够成功；安然自得地保守纯真，怀抱着德泽而能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就像回声应和声响，影子跟随形体一样，他们修养的是根本。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只有精神的改变才是可贵的，具有最高精神境界便能达到神奇的效果。

高声疾呼不过使百步之远的人听到，而人的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影，万物向往它，而没有谁使万物这样做。因此最高的精神境界具有感化的巨大力量，不去招呼而万物自然归向，不用指挥而万物自行前往，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发展。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也无法形容它。从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就称霸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辽拨弄弹丸，使自己在白公胜、令尹子西两家争斗中没有受到牵连。披挂战马穿上铠甲，瞪大眼睛握住拳头，用这种办法来制止刀兵之灾，比以德服人相差很远。以钱财笼络、刑罚震摄来解决争难，作用比以德感化要小得多。凭眼睛观察事物、靠言辞发号施令，这样治理国家比无为而治难得多。

蘧伯玉担任卫国的丞相，孔子弟子子贡前去拜访，问道：“先生是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讨伐卫国，派史黯先去察看情势。史黯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怎么能起到这种作用！皋陶尽管聋哑，但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出现暴虐的刑法，所以哑巴比多言更有珍贵的地方；乐师师旷双目失明而担任太师之职，晋国没有出现乱政，所以瞎子比那些视力好的人有可贵之处。因此不动嘴就能实行政令、不眼观就能明察秋毫，这就是伏羲和神农能成为后人师表的原因。民众受感化，不是根据国君的言传，而是根据国君的身教。

因此齐庄公爱好勇力，不听从臣下劝谏，从而造成国家多灾多难，最终招致了崔杼弑君。楚襄王爱好美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混乱不堪，逐渐造成了昭奇之难。所以最高的精神具有感化的重要力量，就像春风化育万物、秋气使万物凋零，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国君统治人民，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时的毫厘之差，都会造成极大的偏误，因此对能造成感化的事情要特别慎重。

荣启期一次弹琴唱歌，孔子听了快乐了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演奏一曲，而齐威王整天悲哀，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染。在琴瑟上拨动，能够形成声音，使人产生悲伤和欢乐的感情。而颁布法令、设置奖赏却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原因就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他们的真诚之心没有表现出来。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歌曲，齐桓公听了不住地叹息而省悟，这是精神的感化作用深入人心了。因此说，通过聆听音乐，就能从中知道国家的风俗；看到国家的习俗，便可以了解国家的教化。孔子在鲁国向著名乐师师襄学习鼓琴，并从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这是孔子通过音乐语言而领悟出的主题内涵。同样，延陵季子从聆听欣赏鲁国的传统音乐中了解了殷、夏的风俗，这是通过今天而认知过去。这些创作完成于上古的音乐诗篇，流传千年而不磨灭，还能给人以启迪和影响，更不用说这些音乐在当时的感化作用了。

商汤的时候，发生了七年的旱灾，汤王亲自到东方桑林之地去祈祷求雨，以自责来感化天神，而这时四海的云层聚合起来，千里之外的雨水降落下来。可见，怀抱真情、献出诚挚，就能感动天地，精神影响到偏远地区。靠行政命令的规定来要求人们，哪有上述的神奇功效！因此圣王将最纯粹的精神保留在内心，将好恶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发出号令来明确自己的旨意；他通过礼乐来陶冶民性，用歌谣来讽喻自己，他的这种精神感化功业持续贯通万代而不会停止、横贯跨越四方而不会穷尽，就连禽兽昆虫也随之受到熏陶感化，更何况由这样的圣王执法施令，天下谁不听从感化呢？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使自己不干错事，再次是奖赏贤才和惩罚暴虐。秤杆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国君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个人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政令。权衡法理轻重，哪怕是蚊子头那样微小的差错也不能出；纠正枉屈，哪怕是针尖那么点的误差也不能有，纠正邪行，不徇私情、不回避艰险；奸邪不能造成弯曲，谗佞不能使它混乱；因为执法公正严明，所以怨恨也不会产生藏匿，恩德也无从谈起，这种凭借法术治国而不重视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国君是不会采用的。

商汤、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但是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商汤时著名的贤相，但是却不能和北方胡人比赛骑马及驯服野马。孔子、墨翟是一代博学通达之人，但不能够像山里人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肤浅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内、保护四方，而不按照道的规律，只凭一己之能，那么他离走投无路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因此光凭着智慧是不能够治理天下的。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折断骨角、拉直铁钩、把生铁扭成绞索、歙合金属，推移大的牺尊，下水能杀死鼋鼍、在陆上能捕捉熊罴。然而商汤率兵车三百辆，把夏桀围困在鸣条，在南巢将他活捉。由此看来，凭恃个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光凭个人的智慧不足以治国，单靠个人的勇力不能够成为强人，那么依靠个人的才力不能完成重任，也是很明显的。但反过来说，作为统治人民的国君，不出朝廷却能知道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能以身边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边的人推知其他人，这就是说积集体力量、聚集体智慧，所以能战无不胜，事无不成。在浅井里生长不出鼋鼍来，就因为它们...

因此明主治理国家，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这样就使百姓懂得诛杀赏赐的发生，都在于自己本身，因此百姓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朝廷中空旷而没有人迹，田野都得到开辟而没有杂草。这就是远古时代的“无为而治”，智慧低下的人都能懂得这种统治艺术。桔槔平直、木杆直立不动，便可以升降取水了。国君宁静淡泊而不急噪，百官便可以得到修治。就像军队中执掌大旗的人，随便指挥，那么就会造成大乱。所以，治国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大的安宁；小智谋不能够决定国家的安危，与其赞誉尧而诋毁夏桀，不如现在就收起所谓的聪明而返回修治根本的大道。清虚安静顺应天道，那么上天就会给他适宜的时机；廉洁勤俭坚守节制，那么土地就会长出丰足的财物；国君行处若愚举用有德之人，那么圣贤之人就会替他谋划。因此处于低处、谦卑自居的人，万物都会归附他，处于空虚的境地天下就会给予它。

当今驾驭车马的人，马的身体与车子相协调，驾驭的心思与马相和谐，那么便可以度过危险而到达远方，前进后退四处周游，没有不能按照心愿行事的。即使有骐骥、騄駬那样的千里马，但是让臧获那样的人来驾驭它，那么马反而会任性妄为，人就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错事。因此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像这样，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能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能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懈怠本身职责而听从诽谤或赞誉，抛弃对国家有功劳的人而使用帮派私党，那么投机之人跻身与他才能不相配的位置，尽职的官吏被堵塞仕途而不能升迁，像这样，全国的民风就会大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度量，是国君用来制服臣下的工具，放弃它而不用，就像没有辔衔而使马奔跑，群臣百姓反而会愚弄他的国君。因此有手段的就能制服别人，没有手段就会被人制服。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失去了攀援的树林，就要被狐狸擒住，这是因为它处在了不该处的地方。国君放弃了所守持的权柄而和臣下争事，那么主管官员便没有办法持守官位，尽忠职守的人便媚上取容。因此臣下隐藏智慧而不被国君所取用，反而把自己的职责推给国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