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内容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现存只有内二十一篇。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在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基础上，做到了融会贯通，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该书对天文、地理、节令等方面都有广泛深入的探讨，并以道论为根本，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为我国古代科技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九卷 主术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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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卷 主术训
    • 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循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是故心知规而师傅谕导，口能言而行人称辞，足能行而相者先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是故虑无失策，谋无过事；言为文章，行为仪表于天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不为丑美好憎，不为赏罚喜怒；名各自名，类各自类，事犹自然，莫出于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纩塞耳，所以掩聪；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远则所在者迩，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夫目妄视则婬，耳妄听则惑，口妄言则乱。夫三关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规之，乃是离之；若欲饰之，乃是贼之。

    国君统治天下的手段是：用无为去处理事务，用不言去教化大众，清虚安静而不妄动，统一法度而不动摇，沿袭规则而任用臣下，督责臣下而自己不操劳。因此，君主心里藏有韬略却让国师来晓喻开导，能说会道却让行人去陈说，自己脚腿灵便却让赞礼之人去引导，耳朵能够听清却要执政之人来进谏。因而，君主考虑问题便不会失策，行动计划便不会出错；言论合理...
    天气为魂，地气为魄；反之玄房，各处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于天道。天道玄默，无容无则，大不可极，深不可测，尚与人化，知不能得。

    上天的精气为魂，大地的精气为魄；通过口鼻使它们返回到人体，各自处在自己的位置，持守住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气。这太一元气是与天道融会相通的。天道沉静玄妙、没有形貌也没有常态规则，大到没有边际，深到无法测量；它常与人一起变化，而人的智慧却无法把握它。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杀，刑错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

    从前神农氏统治天下的时候，精神安静而不躁动驰骋于胸中，智慧施行不离开四方疆界，怀抱着他的仁爱真诚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按照时节降落，五谷繁茂生长；春天播种夏季生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每月按时考察下情，到年底向祖宗神灵奉献收成；按季节品尝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灵。明堂的建筑式样，有天穹一样的圆形顶盖而无四面墙壁，但风雨却不能侵...
    末世之政则不然，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忿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报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逾甚。夫水浊则鱼脸，政苛则民乱。故夫养虎豹犀象者，为之圈槛，供其嗜欲，适其饥饱，违其怒恚，然而不能终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未，譬犹扬垛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

    末世的政治就不是这样了。国君爱好贪取而没有休止，臣下贪婪残暴而没有谦让；民众因贫困而被迫互相怨恨争斗，从事辛勤劳作而没有一点收获；巧智诈伪盛行，盗贼滋生蔓延；君臣之间互相怨恨，法规号令不能推行实施；执政官员和主管部门不务求返回正道，反而违逆治国的根本，只注意修饰枝节、小事；这时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罚却得到加强，想这样来治理好...
    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赡，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至精为神。

    因此圣人事情少而容易治理，需求少而容易满足；不需要施予而能表现仁爱，不需要信誓旦旦而可以成信用，不需索取就能够得到，不用做什么就能够成功；安然自得地保守纯真，怀抱着德泽而能以诚待人；天下人都归顺跟随他，就像回声应和声响，影子跟随形体一样，他们修养的是根本。刑罚不足以移风易俗，杀戮不足以禁绝奸邪；只有精神的改变才是可贵的，具...
    夫疾呼不过闻百步，志之所在，逾于千里。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诵，辩者弗能形。昔孙叔敖恬卧，而邱人无所害其锋；市南宜辽弄丸，而两家之难无怕关其辞。鞅鞈铁铠，瞋目扼腕，其于以御兵刃，县矣！券契束帛，刑罚斧钺，其于以解难，薄矣！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为治，难矣！

    高声疾呼不过使百步之远的人听到，而人的心志精神却能超越千里。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影，万物向往它，而没有谁使万物这样做。因此最高的精神境界具有感化的巨大力量，不去招呼而万物自然归向，不用指挥而万物自行前往，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使事物自然发展。有智慧者无法说清楚，善辩者也无法形容它。从前，孙叔敖安然静卧，使楚国不用刀枪...
    蘧伯玉为相。子贡往观之，曰：“何以治国？”曰：“以弗治治之。”简子欲伐卫，使史黯往觌焉。还报曰：“蓬伯玉为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险阻，何足以致之！故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羲、神农之所以为师也。故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

    蘧伯玉担任卫国的丞相，孔子弟子子贡前去拜访，问道：“先生是用什么办法来治理国家的？”蘧伯玉回答说：“靠不治来治理。”赵简子准备讨伐卫国，派史黯先去察看情势。史黯回来报告说：“蘧伯玉担当卫国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坚固的要塞和险峻的关隘怎么能起到这种作用！皋陶尽管聋哑，但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没有出现暴虐的刑法，所以哑巴...
    故齐庄公好勇，不使斗争，而国家多难，其渐至于崔杼之乱。顷襄好色，不使风议，而民多昏乱，其积至昭奇之难。故至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虽驰传骛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犹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寻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

    因此齐庄公爱好勇力，不听从臣下劝谏，从而造成国家多灾多难，最终招致了崔杼弑君。楚襄王爱好美色，尽管他并没有公开宣传色情，但民众却混乱不堪，逐渐造成了昭奇之难。所以最高的精神具有感化的重要力量，就像春风化育万物、秋气使万物凋零，哪怕是驿马传递，都不如它快速。所以国君统治人民，大概就像射手一样，瞄准时的毫厘之差，都会造成极大的...
    夫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感于和；邹忌一徽，而威王终夕悲，感于优。动诸琴瑟，形诸音声，而能使人为之哀乐。县法设赏而不能移风易俗者，其诚心弗施也。宁戚商歌车下，桓公喟然而寤，至精入人深矣！故曰：乐听其音则知其俗，见其俗则知其化。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论近以识远也。作之上古，施及千岁，而文不灭，况于并世化民乎！

    荣启期一次弹琴唱歌，孔子听了快乐了三天，这是因为孔子受到了曲调平和之情的感染；邹忌演奏一曲，而齐威王整天悲哀，这是因为齐威王受到了曲调忧伤之情的感染。在琴瑟上拨动，能够形成声音，使人产生悲伤和欢乐的感情。而颁布法令、设置奖赏却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原因就在于实施赏罚制度的人他们的真诚之心没有表现出来。宁戚在牛车下唱起商调...
    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神谕方外，令行禁止，岂足为哉！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业贯万世而不壅，横扃四方而不穷，禽兽昆虫，与之陶化，又况于执法施令乎！

    商汤的时候，发生了七年的旱灾，汤王亲自到东方桑林之地去祈祷求雨，以自责来感化天神，而这时四海的云层聚合起来，千里之外的雨水降落下来。可见，怀抱真情、献出诚挚，就能感动天地，精神影响到偏远地区。靠行政命令的规定来要求人们，哪有上述的神奇功效！因此圣王将最纯粹的精神保留在内心，将好恶之情抛到九霄云外；他言论符合真情，发出号令来...
    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为非，其次赏贤而罚暴。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夫权轻重不差蚊首，扶拨在挠不失针锋，直施矫邪不私辟险，好不能枉，谗不能乱，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故为治者不与焉。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从精神上感化，其次是使自己不干错事，再次是奖赏贤才和惩罚暴虐。秤杆对于所称之物来说，不会根据自己的私心来改变它们的轻重；墨绳对于所量之物来说，也不会凭自己的私心来决定它们的曲直，所以秤和绳是公平、正直的。国君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个人爱好、憎恶而改变执法的标准、量刑的尺度，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实施法制...
    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斡舟而浮于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騵而服騊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险阻也。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物也，浅矣。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梁之力，制觡伸钩，索铁歙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擒之焦门。由此观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为治，勇不足以为强，则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井之无鼋鼍，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夫举重鼎者，力少而不能胜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

    商汤、周武王是圣明的君主，但是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伊尹是商汤时著名的贤相，但是却不能和北方胡人比赛骑马及驯服野马。孔子、墨翟是一代博学通达之人，但不能够像山里人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丛林、高山峻岭。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的智能对事物的认知和驾御，是肤浅的；想以个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施震海...
    是故明主之治，国有诛者而主无怒焉，朝有赏者而君无与焉，诛者不怨君，罪之所当也。赏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诛赏之来，皆在于身也，故务功修业，不受赣于君。是故朝廷芜而无迹，田野辟而无草。故太上下知有之。桥直植立而不动，俯仰取制焉；人主静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而军之持麾者，妄指则乱矣。慧不足以大宁，智不足以安危，与其誉尧而毁桀也，不如掩聪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静无为，则天与之时：廉俭守节，则地生之财；处愚称德，则圣人为之谋。是故下者万物归之，虚者天下遗之。

    因此明主治理国家，他不因为国家有受诛罚之事而恼怒，也不会因朝廷有奖赏活动而赞誉高兴。这是因为受诛罚者没有必要怨恨国君，这是他们罪有应得；受奖赏者也没必要感谢国君，这是他们劳动所得、功劳所致。这样就使百姓懂得诛杀赏赐的发生，都在于自己本身，因此百姓就会努力工作，建功立业而不指望君主个人会恩赐什么。这样一来，朝廷中空旷而没有人...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騄駬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当今驾驭车马的人，马的身体与车子相协调，驾驭的心思与马相和谐，那么便可以度过危险而到达远方，前进后退四处周游，没有不能按照心愿行事的。即使有骐骥、騄駬那样的千里马，但是让臧获那样的人来驾驭它，那么马反而会任性妄为，人就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错事。因此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公劳而用朋党，则奇材佻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俗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猿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懈怠本身职责而听从诽谤或赞誉，抛弃对国家有功劳的人而使用帮派私党，那么投机之人跻身与他才能不相配的位置，尽职的官吏被堵塞仕途而不能升迁，像这样，全国的民风就会大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度量，是国君用来制服臣下的工具，放弃它而不用，就像没有辔衔而使马奔跑，群臣百姓反而会愚弄他的国君。因此有手段的就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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